政府投资效益低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投资低效，是由于决策者认识水平低、决策能力差、信息不灵通等因素导致，结果“好心办坏事”。但是，也不能排除一些人主观故意为之，把错误决策作为牟取个人私利的手段。

　　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案例就非常典型。该公司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和重大股权变动项目6818个，查出有损失或潜在损失的项目就有631个，金额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有关部门从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2起，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

　　专家指出，“决策失误”决不能成为国家资金白白损失的借口。一项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数额巨大，绝非一般贪污腐败行为所能比。所以，必须追究“失误者”的责任。

　　针对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审计报告提出了应解之道：“进一步研究完善政府投资的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提高项目规划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逐步建立健全投资项目绩效评估制度以及建设责任追究办法，加强对项目的建设监督检查，促进提高财政资金的投资效果。”

　　监督制度：何时不再虚置

　　我国的监督制度不可谓不多，有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专门监督等等。然而，如此大规模、深层次、高规格、不留情面地揭发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问题，触动体制痛处的，却是一个在国务院部委中排名靠后的审计署。审计机关在反渎职、反腐败行动中这种出人意料的表现，为我们完善权力监督提供了诸多启示。

　　——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一些中央部委之所以敢于挪用贪占预算资金，根本原因是缺乏外在监督。各级人大本来肩负着宪法赋予的“审查和批准”各级政府 “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只能起到履行法律程序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肖感叹道：“预算表，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要改变人大在预算监督上的“虚位”状态，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必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国艳说：“虽有预算法等相关法律，但在很多地方法律形同虚设，一些政府部门领导并不认真执行预算。”现实中，不少地方的预算决定权高度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中，预算如何编制、怎样执行，往往靠的就是领导的一句话。从这个意义上讲，预算“软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一把手监督的问题。对一把手监督的失控，必然产生制度虚置、机构虚位、功能虚化的问题。

　　——必须加快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反腐专家邵道生撰文责问：“为什么这些部委的严重问题是被审计署‘审’出来的，而不是被这些部委的纪检部门‘纪检’出来的？”邵道生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和发放补贴为例，指出：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体育总局的纪委基本上失去了其纪委的功能。”邵道生发现的其实正是我国纪检体制所面临的困境：从目前很多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党委成员主动检举的，几乎没有一件是同级纪委主动举报的。由此可见，加快对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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